4月，中巴签署科技、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文件；5月，中美举行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同意在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6月，中德决定建立电动汽车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在新能源、节能环保、能效领域合作……

　　“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见证了中外国际科技合作风生水起。中国科技外交会驶向何方？值此第九届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于28日召开之际，记者专访了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靳晓明。

　　科技外交已处于我国外交战线的前沿

　　靳晓明：谈起外交，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近些年出现频率高了起来。

　　“十一五”期间，我国科技外交进入重要发展阶段，气候变化、能源环保、粮食安全、重大疾病防控、国际标准制定等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的全球性挑战，日益成为外交领域的重要议题。科技外交已处于我国外交战线的前沿。

　　目前，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在46个国家的69个驻外机构派驻了141名科技外交官，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合作组织，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以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为主体的多元化合作格局。

　　例如，2009年11月，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成立，这是中美两国政府首次共同制订联合研究计划和共同出资支持产学研合作。“中非科技伙伴计划”的启动，是推进中非合作八项举措之一。科技合作也已成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科技合作有利于稳定推动双边、多边关系发展。

　　我国已具备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能力

　　靳晓明：国际大科学工程历来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近年来，通过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全球对地观测系统等一系列大科学计划，我国与美、欧、日、俄等主要科技大国开展平等合作，为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作出了应有贡献。

　　陆续建立起来的5个国家级国际创新园、33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222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成为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随着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增强，我国已具备参与国际大科学和大科学合作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机制与模式不断创新，投入显著增长，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高水平的合作局面初步形成。

　　利用全球资源推动关键技术跨越发展

　　靳晓明：通过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我国一大批涉及民生、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也在近年来顺利实施。

　　例如，山东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引入德国先进理念、英国产品设计以及日本专家管理，开发出世界首款前置前驱高端8AT自动变速器，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联合研究实体“中国－印尼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为研究海洋与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信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意合作西藏羊八井观测站是至今世界上全覆盖式最大、海拔最高（4300米）的宇宙线观测站，取得多项国际宇宙线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这些重大项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关键技术的跨越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并使我国在一些前沿技术领域与世界领先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推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

　　创新援外方式　树立大国形象

　　靳晓明：国际科技合作，既要“引进来”，也需“走出去”。我国科技援外方式也在不断地创新，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高新区、国家实验室、完善科研体系，以及举办国际培训班、开展联合研发项目、设立合作示范区等。

　　比如，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南非数据接收站建设项目建成，使卫星数据在非洲得以免费共享，并广泛用于非洲农业估产、减灾和环境监测等方面，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2008年11月，科技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的《关于非洲环境技术与机制合作谅解备忘录》，启动了非洲水处理和环境监测若干重点项目。

　　多种科技援外方式满足了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自生能力的迫切需求，增进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和友谊，有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开放中创新　合作中共赢

　　靳晓明：虽然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科技发展的迫切需求相比，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突破。

　　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知识创新、传播、应用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

　　面向“十二五”，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都对国际科技合作提出更高要求。国家科技发展需要制定更为明确和务实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现有国际科技合作的体制和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投入规模亟待进一步扩大。

　　未来，我国将秉持“开放中创新，合作中共赢”的宗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明确发展目标和战略部署，确定重点任务，加强政策保障，以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开创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新局面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