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下乡跟农民在一起的科技特派员太少了！”谈起基层农业科研人才短缺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镇江农科所原所长赵亚夫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在他看来，农业科技人员下乡是一种公益性行为，政府应该来“买单”，但现在政府只是买了一部分单。这使得很多科技特派员做了很多工作，收入却得不到增加，大多数人无法坚持下去。
    2002年，赵亚夫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去了茅山老区最穷的天王镇戴庄村蹲点，带领村民发展有机农业，9年时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不足3000元增加到万元以上。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致富，找亚夫。”但是，像他这样心甘情愿留在基层帮助农民致富的人现在却越来越少了。
    “科技人员下乡基本无利可图，不能出大成果，不能赚大钱，很多人就不愿意来，来了也想去办公司。”另一方面，农业科技人员确实有着现实的苦衷，赵亚夫也非常理解。“他们要面临结婚生子、买车买房、教育子女等等生活压力，我退休了，子女挣得多，我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那就是下乡扶贫。”
    现在，基层农业科研人员的待遇并不尽如人意，赵亚夫想替他们说几句：“补贴很少，奖金只比原来多一点点。而在城市里，他们可以写论文、评职称，下乡却没有这么多精力做这些。”
    对于如何留住基层科研人员？赵亚夫表示，这需要机制、体制跟得上，工作量要与工资挂钩，并增加补贴。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除了忧心科技特派员的待遇水平，他今年带来的建议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从现有农民中培养‘新型农民’更快、更有效果，农业科技人员帮个两三年，农民就上手了！”赵亚夫说，培养新型农业应双管齐下，既培养大学生这样的年轻人，也要培养妇女、老农。”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不能忽视了普通农户。要看到的是，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毕竟仍占大多数，这个情况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赵亚夫很有感触。
    “在戴庄，开展高效农业的老农家庭年均收入能达到1.5万—2万，其中有一些人甚至是半文盲。有3万多户能达到5万—10万，还有一批优秀的农民家庭可收入20万元。”赵亚夫高兴地说，“老农、妇女也能搞农业现代化，也可以是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