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就是“立春”了，立春过后便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无论是北方的响晴，还是南方的雨雪，都在传递着春天的脚步声。2008的春天就要来了。

　　春天已经来了。30年前的春天人们就这样欢呼，那是“科学的春天，人民的春天”。今天上午，当年的部分历史亲历者聚首本报，重温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当年他们顶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从“改造”的“牛棚”来到全国科学大会会场。那个春天之后，他们从“臭老九”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个春天之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那个春天之后，中国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改革开放四个字改变中国

　　年逾古稀的吴明喻当年曾是小平同志讲话稿的起草人之一，亲身经历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国家科委成立后，他担任副主任。在他看来，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更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着双重压力。一个是国内的压力。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造成国内民众普遍贫穷，经济濒临崩溃，冤狱遍于国中，事涉几千万家庭，被批的人和批人的人都深陷其中。国家前途一片渺茫。在这种压力下，中国往何处去？新一代领导人怎么办？另一个是国外的压力。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邓小平在西方国家走了一圈，看到新技术浪潮一日千里，我们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深感压力巨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这么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

　　当时邓小平思考的是，继续沿着“左”的路线走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怎么改？

　　“小平同志认为抓住发展生产力，才可能解决人民生活贫穷问题，要走这条路，就要在怎么加快生产力发展上下工夫，出路就在发展科学技术。”吴明喻说。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所以，才有了1977年的科教座谈会和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在全国科学大会会场上，很多人都是流着泪听小平同志讲话。“有些事情回想起来很激动，30年前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吴明瑜动情地说。

　　那个春天，知识分子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吴明瑜说，科学大会振奋的不仅是在座的5500多位科学家，更是给人们一种希望，给中国的青年一种希望，将来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回顾这30年，这次大会带来的变化，远远超出了科技界本身。”原中科院副秘书长王玉民说。

　　从科学的春天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原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改变了中国。就连印度的总理都认为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奇迹的奥妙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他甚至要求印度的高级官员认真学习中国领导人的讲话。”

　　《科学的春天》的记忆

　　1978年的春天，对当时只有40来岁的胡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春天。作为全国科学大会文件组工作人员的他，“临危受命”为重病住院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起草一份全国科学大会闭幕讲话稿。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科学的春天》。

　　胡平带着任务，坐上公共汽车从京西宾馆回和平里的家，沿途一面看着车窗外的柳树叶在春风中飘来飘去，一面打着腹稿。

　　“我觉得，郭沫若首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一定要有政治高度，同时他是一个科学家，也要有科学的气质，他还是一个诗人，所以也要有诗人的浪漫。”

　　因此，在第一段他描述了科学和科学家在过去所遭遇的凌辱，笔锋一转，充满激情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并且从中阐释出一个真理：社会主义需要科学。以展现郭沫若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在第二段，他引述恩格斯在谈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的话，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需要大批时代的巨人。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巨人。

　　第三段展现了郭沫若作为科学家的特质，以嫦娥奔月、龙宫探宝等故事为例说明科学需要幻想，需要去探索，科学家应该成为一个幻想家，既要异想天开，又要脚踏实地。最后重点写中青年的感受，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鼓励他们奋发向前。

　　他最后写道，“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个春天。”这个充满诗情画意而又浪漫的结尾，吹响了科学春天的号角。

　　第二天，胡平忐忑不安地把稿子拿给同事们看，得到同事们的肯定后，胡平才把稿子交给了吴明瑜。吴明喻亲自做了修改，然后把稿子送给郭沫若。“郭老看后比较满意，只加了四个字。”胡平说。

　　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30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是陈佳洱院士终身难忘的珍贵记忆。他拿出一张照片复印件给与会的各位专家看。那是他在科技大会和其他专家们一起讨论的一幅新闻图片，他从报纸上剪下来，一直珍藏至今。

　　“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有希望了！”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陈佳洱回忆起那个春天时依然激动不已：“我们这些被‘发配’到山沟里从事劳动改造的科技工作者，当时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感到无比激动，深深感受到了又一次解放。”

　　陈佳洱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1966年他从英国学成归国，在北大进行重离子加速器研究。“文革”期间，陈佳洱受到“四人帮”迫害，被要求限期3天离开北京下放劳动：去养猪、修铁路。离京前，陈佳洱卖了自己的全部专业书籍，他以为“这辈子再也搞不了加速器了”。“我从英国回来，国外的科学技术怎么发展，我是知道的。中国不靠科学技术怎么办？我明知道，却没有办法。”

　　“在西单一个旧书摊，我还发现了当时卖的书，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曾经担任“九院”副院长的核物理专家高潮也回忆起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当时，包括邓稼先等大牌科学家都被迫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高潮却怎么也想不通，自己15岁参加革命，然后到苏联学习，怎么现在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个老工人负责高潮的“思想教育”，后来苦苦“求”他：“老高，大家都承认了，你不承认，我这儿也交不了差。”最后，高潮承认“受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算是过关了。

　　那次科学技术大会，给广大科研人员莫大鼓舞。有关方面用军用飞机专程把高潮接到北京，来开这次大会。

　　“开了科技大会，回来就发现研究所的气氛非常热烈。解放了！大会之后，我们组织‘科技苦战能过关’，大家从早到晚干活，好像都不知道累一样。”高潮回忆说：“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胡平例举了科学春天到来的四个显著标志，一是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二是知识分子彻底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成了“香老九”，三是在体制上解决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弊端，四是“派出去，请进来”，科研人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再也不用政治局委员批准了。

　　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如果今天再让我起草文件

　　“如果今天还让我们起草文件，除了邓小平讲过的以外，我们还想写一点什么？”曾在原国家科委办公厅供职的林自新在研讨会上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当年，他也参与了科技大会小平讲话的起草工作。

　　“科学技术要全面发展，不要弄虚作假、不求实，在那个时候就强调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世界经济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变，经历了过去三五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要转变经济模式的时候了。中国怎么办？我们的科学技术怎么办？”林自新说。

　　200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专门研究当前雨雪冰冻灾情，部署做好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工作；

　　海洋局日前发布的2007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近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显著，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值。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呼吁加强研究针对海平面上升的对策；

　　在1月27日闭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水危机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在“水危机来临”论坛分会上警示与会者。淡水缺乏被认为将是21世纪仅次于气候变化的第二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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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雪成灾、煤的问题、救灾的问题、春运问题等等，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到底在科学问题上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怎么样应对全球变化以及发生的极端事件。

　　“气候变化跟核灾难一样，是一个严重的灾难。设想一下，十年以后，华北平原、海淮流域将面临哪些环境问题？如果再讲远一点，珠峰冰雪的融化，三十年也好，五十年也好，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林自新设想由科学家们提出一个建议：像863、973那样，来一个“008建议”，建议党中央用更大的力量，下更大的决心来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

　　“争取气温不再升高两度，争取二氧化碳浓度不要超过工业化革命以前的一倍。现在应该为全世界‘两度’、‘一倍’而战。”林自新说。

　　让科学的花朵开得更鲜艳

　　“科学的春天也是中国的春天。”回顾中国和中国科技近30年来的发展进程，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副局长马俊如充满感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中国的发展过程成了引领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是让世界中国化”，有俄罗斯人这样评价。“这是科学的春天所带来的。”马俊如说。

　　“这次大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科技界自身。”中国科学院原副秘书长王玉民也有同感。

　　王玉民进一步解释，小平同志把科学技术当成是生产要素的第一位，实际上是从科学技术的问题入手，从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探讨的不仅仅探讨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而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重新判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才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一种发展理念的高层次的判断。“就是从科技入手带动了全国思想观念的转变。”到今天科技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

　　作为原外国专家局的局长，马俊如对小平同志以人为本、开放培养人才思想有着特别的感触。他说，从现在产生的效果看来，这个战略思想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现在，政府派出去的留学人员超过了100万。从归国人员的情况来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带回来的不再只是个洋文凭，而是多年的闯荡世界的经验，他们所创办的企业规模可能并不大，但是其生命力和推动方式令人刮目。他们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领军人物中最活跃的部分。

　　“在海外留学的人，一般要有个十年、八年才能掌握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他们回不回来都会对国内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吴明瑜说。

　　“但是，要让科学的花朵开得更鲜艳，我们还有很多观念要改变。”马俊如说，现在还需要更加地解放思想。现在是海归人士如果拿了外国的护照，他们很多创新的事情都得不到支持，比如贷款。其实有些公司也不缺钱，他们需要的是认同，是归属感。

　　另外，人才的观念也要改变。马俊如说，大家经常说，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大师级人才。这要看怎么理解。像微软副总裁张亚勤这样世界级的企业家，难道不是大师级人才？今天的发展模式在变，对人才的观念也要改变，我们要看到科技推动经济发展里面推动科技创新的人才的存在，才能不断地鼓励这些人。

　　“春天的花儿正在开放，但是还不能说是万紫千红。”王玉民也认为，要破除创新发展中的观念障碍。

　　我们现在要“登堂入室”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科技发展已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1978年的科学大会到十七大明确提出提高自主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并把它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核心，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是党在领导科学上的理论和实践上又一次新的飞跃，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明廷华说。

　　明廷华曾担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有着在原国家科委长期工作的经历。作为这次大会从筹备到召开的亲历者，也是3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见证者，回顾起科技大会的情景，他用“非常激动”和“难以平静”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应该总结30年来科技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明廷华说，这对于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凝聚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上来，对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科技工作中存在的难题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破解之策。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事业发展的规律还有待在实践中去认识、去研究、去把握；对科技资源的配置，在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如何加强政府从宏观层面的调控到统筹协调，需要有一些新理念、新举措。很多这样的问题，都需要从理念、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好好地反思。”明廷华说。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力。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原航天部710研究所副所长于景元对从全国科学大会到今天的科技战略作了这样一个概括。他说，全国科学大会实际上是解放了科技生产力，为改革奠定了基础；1988年，小平同志又提出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随后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使中国进入了发展生产力阶段；现在中央提出的创新型国家战略，更全面地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创造生产力阶段。可以说，“科学的春天造就了三个春天。”

　　“现在是‘登堂入室’的时候了。”吴明瑜充满激情地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科技发展历程，1956年制定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解决人才问题，解决科学方向的问题，是第一个飞跃，科学大会是实现第二个飞跃。而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第三个飞跃。“打个比方，如果说科学是一个大宫殿，第一个飞跃让我们踏进了这个宫殿的大门槛，第二个飞跃则是徜徉在庭院之间，第三个飞跃就是要“登堂入室”了，即依靠自主创新使中国踏入现代化强国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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