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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庆祝建国60周年专题 【字体:
《瞭望》:新中国科技脉络图
    从被看作消费事业到“第一生产力”、“四化”的关键,从批判“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实施,再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在新中国演绎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

    “中国科技事业60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政治
运动,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知识界都是挨整的对象,1978年科学大会才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吴明瑜,亲历了中国科技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吴明瑜出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他,仍关注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日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吴明瑜坦言:中国科技发展这60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十分不易,要倍加珍惜。

    五个阶段与三次飞跃

    回望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吴明瑜明确地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5年底全国知识分子大会召开前,为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创建时期。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对外办公,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中国科技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1956~1966年,这十年是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制定和执行的十年。单从中国科学院来看,称得上是辉煌的十年、黄金十年。这一阶段,取得了“两弹(即原子弹和导弹)”等重大科技成果,是中国科技的大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1966~1976年“文革”时期,这是中国科技遭到全面的严重破坏时期。

    第四个阶段:1978年3月到上世纪末的20年,这期间,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各行各业开始了拨乱反正,科技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科技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空前的新发展。

    第五阶段:2005年至今,以胡锦涛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标志,中国科技事业开始了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

    自中科院成立始,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跌宕起伏。作为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吴明瑜认为,“中国科技有两次大的飞跃,可圈可点,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飞跃。”

    吴明瑜把世界科学技术形象地比作“科学殿堂”。他说,中国科技的第一次飞跃是1956年制定和实施“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它使中国科技事业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相当于踏进科学殿堂的门槛”。第二次飞跃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至本世纪初,这期间,中国的科技事业虽然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有了较大的新发展,但只是“徜徉在世界科学殿堂的庭院之中”,从总体上看尚未登堂入室。“当今时代,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如果实现了这第三次飞跃,那才真正可以说我们的科技事业在世界科学殿堂里‘登堂入室’了。”

 

“已经沿着正确的道路启程”

    旧中国科技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的局面,科研机构零散,优秀的科研人员凤毛麟角,大量的科研领域处于空白状态。1956~1966年的十年间,中国科技上了一个大台阶。吴明瑜说,经过十年的发展,尤其是“12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有布局。虽然门槛低些,规模小点儿,成果少了些,但各领域都开始了工作,而且我国还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从事现代化科技课题研究的科研队伍。”

    史料显示,到1956年,在侨居国外的大约5000名科学家、留学生中,已有近3000人冲破种种阻力,陆续自海外归来。至1966年,仅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就达118个,科技人员约2.5万人。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2年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了以中国科学院为龙头的中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缩短了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也使得在科技事业遭到破坏的“文革”时期,科技领域仍能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3月3日“实践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并试航成功;1973年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等。

    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支持,一方面也得益于“文革”前十余年我国科技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科研积极性。此后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的政策,包括鼓励适龄青年出国留学,财政部每年拨专款支持等。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邓小平曾马不停蹄地参观美国的大学、大公司。邓小平认为,科技的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上,科技要发展,基础在人才,要派年轻人出国到发达国家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吴明瑜是邓小平访美的随团人员,令他印象颇深的是,“邓访美后,中国就开始了历史上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时代。已有事实证明,开放留学的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并继续起到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到2006年全国累计有106.7万人赴108个国家留学(其中大量的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归国的有27.5万人。大批回国留学生已成为科研、教学和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带头人。

    1982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1983年国家科委、计委和经委共同组织专家,讨论制定了12项重大技术政策,后来还搞了计算机、生物技术、航空工业等技术政策,对中国的技术与经济工作的发展影响深远。

    1978~1998年的20年间,是中国科技事业恢复、调整、改革、发展阶段,科研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科技政策也有了很大调整。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和1995年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支撑了科技事业的第二次飞跃。

    在2006年初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首要的国家战略。同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提高到2%;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5%以上,企业将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纲要集2000多名社会各界精英智慧之大成、历时两年多时间编制完成,是1956年制定“12年科技远景规划”之后,又一个国家级中长期科技规划,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首个国家科技规划。“自主创新”是纲要的核心和最大亮点。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科技界专家表示,自主创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是国家破解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等国民经济重大瓶颈难题的战略性考虑。这不但是科技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是破解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题的战略安排。“尽管我们还存在着自主创新的基础还很薄弱、创新能力还不是很强、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一系列阻碍创新发展的问题,尽管前途并不平坦,但毕竟我们已经沿着正确的道路启程。”

  真正兑现“脱帽加冕”

    与新中国相伴成长的科技事业,在过去6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现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明廷华把这一变化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发展科技事业的理念和科技事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变化。

    明廷华说,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事业一度被认为是消费事业,“四人帮”更是把科学技术划入上层建筑领域。如今,科技成果惠及民众吃、住、用、行的各个方面,科技的作用深入人心,“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家喻户晓,这使科技的发展根植于广大民众和社会沃土之中,同时,科技为经济为国防建设服务、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理念也在广大科技人员心中扎下了根。从被看作消费事业到“第一生产力”、“四化”的关键,从批判“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实施,再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可以说,科学技术事业从理念到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非昔比。”

    二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明廷华回忆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左倾错误在科技工作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把包括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1956年元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工作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充分肯定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指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认为,在建设高度技术基础的社会主义时期,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全面地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62年2月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十几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很大的进步,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工人、农民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劳动者。陈毅受周恩来嘱托,也在会上作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陈毅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广大科学工作者对此欢欣鼓舞,主人翁的责任感大大提高。

    “但是,知识分子会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在最高层却一直未能取得共识,以致知识分子不仅一直被划入资产阶级,而且‘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更是被定为‘臭老九’受到更加残酷的打击迫害。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才真正兑现了‘脱帽加冕’,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实现了对科技工作者的一次新的解放。”明廷华说,“人的解放对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科技人员社会地位的改变,这是60年来科技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吴明瑜说,改革开放30年来,最根本、最大,也是最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就是人的解放。1978年以前,就自然科学领域来说,有几十次所谓的学术批判,最早批判“化学共振论”、“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地漂移说(板块学说)”,把“分子生物学”斥责为“分子还原论”、把“大爆炸”说成是“唯心论”,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小学生批判相对论,等等,都造成了“对新的科学技术研究的扼杀”。

    三是科技事业发展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明廷华说,虽然《宪法》中早就有发展科技事业的条款,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专门的科技立法。改革开放近30年来从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到科技成果转化法,从科技合同法、科学普及法到科技进步法,从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到智力引进条例,这些科技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保障。博士后制度、专利制度和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为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证。

    四是科技事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明廷华说,从科技投入看,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投入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作用的凸显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的科技投入逐步增加,到2007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达3664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49%,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高水平的设备大量购置,科研实验条件大为改观。

    从外部环境看,改革开放前我国科技界与国外交流合作较少,“文革”中这种交流完全中断。粉碎“四人帮”后与国际社会的交流逐步恢复,目前是全方位的开放、广泛的交流合作。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并与其中的100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这些协定2/3以上是在改革开放后签订的。

    五是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

    明廷华说,我国目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大国。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作为一个度量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到2008年,SCI论文数仅次于美国、英国,位列世界第三位。作为度量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到2008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也居世界第三位。

    明廷华十分肯定地表示,“我国目前的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是首屈一指的。”他举例说,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高温超导成果,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超级杂交水稻到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的成功建设,从高性能计算机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核电技术等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无不印证着新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脚步,彰显出大幅度提升的中国的科技实力和水平。

 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

    “虽然这些年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从近代史上看,中国在近百年间对人类科技没有作出太大的贡献,这与我们中华民族、与我们这个国家极不相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扬宗研究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王扬宗分析认为,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科研人员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国家对整个科技的发展也应有清醒的认识,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无论是从体制机制方面还是从科研投入方面,都应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通盘考虑,持久坚持,而不能因人为因素导致科技政策摇摆不定,影响科研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明廷华认为,我国虽然已是科技大国,但是,要成为科技强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他说,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应当抓住机遇,解决问题,实现跨越式发展。

    “要下大力气深化改革。”明廷华对本刊记者说,科研经费和科技人力资源连年增加,但科技资源使用分散、效益低下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国原创性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到底有多少?世界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到底有多少?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他认为,这与体制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应当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改革,触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建立起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有利于加强统筹协调、符合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应见诸行动。”

    “要重视调整政策导向。”明廷华认为,应尽快建立一个真正能够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促进科技发展的评价体系,在科技奖励、职称评定、课题评审、院士评选等诸方面建立一套既科学又公开、公正、透明的政策体系。“科技人员一有点儿成绩就给个官儿当,一个处长的职位有几十名教授、研究员去竞争,这种现象值得政府部门深刻反思。”

    “要努力营造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搞科研,就是要有‘安(安心)、钻(钻进去)、迷(入迷)’的精神。”明廷华认为,张劲夫当年在中科院大力倡导的这种精神,在新的形势下应当继承和弘扬,不能被当今盛行的浮躁之风吹掉。

    “要净化学术环境,培育良好的学术风气。”明廷华说,这些年来,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尤其是高等院校,本是培养人才的殿堂,如今却成了学术不端行为的集中爆发地,应引起高度重视。既要加强教育,加大处罚力度,更要从源头上铲除发生学术腐败的土壤,否则,必将影响科技事业健康长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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