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建辉

（一）
　　有一种用来接收卫星信号的ＭＯＤＩＳ卫星地面接收系统，目前全世界拥有量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已有３０套，仅在北京地区就有８套。此外各部门、各地区还有５０套的购买计划。

　　据了解，之所以我国许多机构和部门需要这套系统，是因为它所接收的信息在资源、环境、灾害、地球科学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当然这套系统价格也不低，大约１００万美元左右，这还不算每年不低于５０万元人民币的基本维护费用。我们国家真的需要这么多套ＭＯＤＩＳ卫星地面接收系统吗？同样的系统在美国只有１６套，英国、法国、德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各只有一套。

　　耗资较大的科研设备重复购置，花钱少的科技资料就更不要说了。如《化学文摘》杂志全日本只订了一份，而我国有一个省就订了４份。

　　难道我国的科研投入大到足以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显然这不是事实。由于缺乏国家统一规划，共享程度差，当某个“小团体”用国家的投入购进科研设备和资料后，就自然地将其当作私有财产，其他人别想觊觎。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则是应用国家意志，加上市场机制，通过设备和数据共享，来满足全体科研人员的需求。

　　如果我国科学研究所需的设备和资料都是这样的状况倒也罢了，问题是由于我国科技投入十分有限，耗资较大的高精尖科研设备多数没有，全世界每年出版科技图书约７０多万种，重要科技期刊约６．６万种，而我国只购买了不足万种。

（二）
　　科研设备和科技信息资料所组成的科研环境被称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当代科技发展呈现着渗透、交叉与融合的态势，科技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先进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支持。如果没有电子显微镜、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等先进仪器，以其极高的分辨率使我们观察到了想象中的原子，并在真正意义上操纵原子，便不可能有材料科学的突破。同样，如果没有大量丰富的科技资料，科研人员怎么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状况，如何借鉴前人的成果，怎么判断自己的研究是否具有创新性呢？

　　现在的科研设备越来越好，也越来越贵；信息资料也是越来越多，呈海量状。很显然，要一个单位或一个科研项目独立承接设备的费用和海量信息的收集不仅不现实，也是极大的浪费。因此，通过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共享实现科技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和特征，发达国家普遍把优化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作为强化竞争优势的一项国策，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等２０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加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政策。

　　美国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利用政府财政支持以及法律保障手段，实行“国有科学数据完全与开放共享国策”。有关研究表明，在实施该国策的第一个１０年，美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后５年比前５年高了１．１％，其中０．５％是由于数据和信息的共享所产生的。

　　英国政府在２００１年发表的白皮书中，对政府２０年来疏忽了“需要世界级的设施为我们的科学家做世界级的研究工作提供支持”作了自我批评。除了投入７．５亿英镑改善英国大学的研究基础条件外，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还投入１０亿英镑用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瑞士政府将科技投入的８０％用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良好的科技基础条件有力地支持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活动，在仅７００万人口的瑞士就产生了１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三）
         资料显示，中国的科技研发经费只有美国的４．７％、日本的８．９％。在科技投资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国内大型科学仪器却存在着利用率低下的问题，我国大型科学仪器利用率只有２５％，而发达国家却高达１７０％至２００％。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因为没有科研设备，研究工作无法开展，而该设备在
另一个科研单位就有一台，但却不能使用。用于海洋科研的水下机器人一年中平均只有几天在水下进行科研，而美国的却是１５０天。前年非典发生时，完全有能力在全球最先完成非典病毒基因测序的我国生物科学家，却因没能及时获得病毒样本而与这个“世界第一”失之交臂。此外，还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依然处于离散分布，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令人尴尬的是，有的人花了好几年工夫取得的成果，当向科技期刊投稿时，却被告知这一工作其他科学家早已完成。

　　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如此薄弱和分散，已成为我国科技、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瓶颈”，导致我国的战略研究受制于人，国家关键技术突破和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难以实现。因此，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制定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要在国家层次上，加紧建设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实现科技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共享。

　　不久前，青海大学的科研人员领略了科技资源共享的魅力。青海大学某实验室需要高倍电子显微镜分析一种材料，他们没有这种耗资上千万元的仪器，但遥远的北京清华大学有。于是他们托人把材料带到北京，朱静院士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亲自为他们做试验，而他们则通过网络，在青海大学同时看到了试验过程和结果，就像自己亲自做试验一样。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被称为是科技界的“三峡工程”，其建设难度可想而知。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有利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共享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止那种把以国家投资为主形成的科技资源当成本单位甚至个人“私有财产”的行为。同时，政府职能部门应把着力点放在制定游戏规则、监督检查上，具体操作要市场化运作，引进中介公司，以提高效率。
(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