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经历了2年“长跑”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出现在国家发改委网站上，有专家认为，这份1.3万字的文件勾勒出了中国老百姓就医的蓝图，也转变了长期以来老百姓“重医轻防”的观念。《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健全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逐步扩大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范围，向城乡居民提供疾病防控、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有效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对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群众的健康问题不能光靠打针吃药来解决，必须强调预防为主。”
　　
    经历了战胜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的侵袭后，疾病防控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早已是沉甸甸的了。当我们站在79岁的姜素椿教授面前，和他一同回忆起5年前那个与SARS较量的春天时，更加让我们感到共和国搭建起的疾病防控体系，为我们的健康筑起了怎样一道牢固的防线。

　　应对SARS催生健全防控系统

　　“5年后，回首那场与SARS病毒作斗争的战役，它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谈起2003年的那个春天，姜素椿教授凝重而坚定。当年以74岁高龄亲赴抗击SARS一线的姜教授，因为抢救病人感染了SARS病毒，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拿自己身体做治疗试验，感动了无数中国人。鲜为人知的是，从事传染病防控工作半个多世纪的姜素椿，也同样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在防控流行疾病历程中的每一个足迹。姜教授说：“经过非典战役的洗礼，我们的法律进一步完善。现在，我们在应对禽流感、福寿螺、山西乙脑事件等疫情方面，已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改革开放30年已让我们受益于疾病防控方面的巨大进步。

　　“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姜素椿总愿意用这句话来分析SARS对防控重大疾病的影响，“SARS无疑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我们也从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为下一步防控传染病建起了很好的平台。”一年后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此后国务院颁发的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央和地方财政在2003年后投入数百亿资金，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同时加大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在能力建设上下工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到2007年，我国各级基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有3585个，全职人员近20万人。专家认为，以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为核心的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已基本转型成为以疾病预防和控制为核心的防控体系。

　　同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意见》，成立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并着手在全国建立卫生监督体系。到2006年年底，全国31个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已经建立，市、县卫生监督机构的建设正在进行，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卫生监督机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2004年1月，中国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以传染病病例个案报告为基础的医疗机构网络直报工作，使我国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一系列法制法规制订并执行，在13亿人口大国中建立零报告制度，使得我们很好的防控了禽流感疫情的蔓延。姜素椿教授说：“正是在于SARS的斗争中我们积累了经验，从病例的报告、检测到药物的准备和宣传教育，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使得我们有能力在出现突发性传染病时从容面对。”

　　科技进步支撑疾病防控

　　对于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科技进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不希望有一天SARS又卷土重来，但即使它再来，我们也不用害怕。”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卫东雄心勃勃，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北京科兴等单位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成Ⅰ期临床试验的SARS疫苗。当年在和SARS病毒赛跑的时候，我国科学家完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不仅在P3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了病毒的分离，而且测出了病毒的核酸序列、蛋白质序列，完成了疫苗临床前的所有研究,并顺利进行了Ⅰ期临床试验。这些在发达国家也需要几年时间的研究，在我国科研人员的辛勤工作中，一年多就完成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实现目标的原因并不复杂，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了科学发展的理念。国家危难之际，政府充分调动资源，以企业为主体，各个部门协同作战，研发目标直指最终的疫苗产品能被用在保护公众的健康上，从而全面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翻开2004年4月的报纸，人们会看到一场特殊的讨论会在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了中国药监局、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和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专家召开“SARS病毒灭活疫苗Ⅰ期临床研究方案讨论会”。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介入中国的疫苗研发，当时的报纸援引该组织官员的话称，中国的SARS疫苗研发技术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它的意义不仅限于此，我国自主研发的SARS疫苗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正式介入中国疫苗的研发并与中国专家对话，我们从原来只能当听众的角色，开始成为在世卫组织大讲坛上发言的一个重要代表，并为世界疫苗研究发挥我们独特的作用。”尹卫东感慨道。

　　这种独特的作用正在不断的增强，其体现之一就是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今年2月，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科技专项第四批课题在北京国谊宾馆验收，尹卫东就“大流行流感疫苗的临床研究”课题向卫生部组织的课题组作了汇报。课题组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Ⅰ、Ⅱ期临床研究，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安全有效。目前已经开始申请批准文号。而走到这一步同样得益于正在不断加强的国际合作。作为全球已经在大流行流感疫苗方面达到欧盟标准的厂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北京科兴参加了世卫组织增加发展中国家获得H5N1和大流行流感疫苗的途径及保证发展中国家使用疫苗等政策讨论。尹卫东说：“在禽流感疫苗研发的马拉松赛道上，中国是跑在第一方阵的。”

　　30年历程书写显著成就

　　和全世界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疫苗的研制的乐观前景相比，艾滋病疫苗似乎正陷入困境。2007年9月中旬，德国默克制药公司宣布，其耗时10年研制的艾滋病疫苗中期临床试验失败；同年9月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决定停止一项耗资达1.3亿美元的艾滋病疫苗试验。英国《卫报》更是援引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的话表达了人类对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悲观情绪———《人类可能永远找不到艾滋病疫苗》。而在中国，面对国际艾滋病疫苗界一片沮丧的状态，一项新的尝试正在进行。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志愿者开始接种一种新的艾滋病疫苗，这种被称作天坛痘苗复合型艾滋病疫苗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研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博士称，他们一改国际上很多用死疫苗的设计路线，用复制型痘苗病毒载体研发，在动物实验中发现能在小鼠及猴子体内诱导出很好的体液及细胞免疫反应。在国际艾滋病疫苗界正在出现从非复制型载体向复制型载体转变的趋势中，我国正在进行的这一实验处在最前沿。我国科学家以独创的马传染性贫血疫苗为模型对HIV抗原进行定向改造，不走西方以死疫苗和非复制死载体研发疫苗的技术路线，在国际艾滋病疫苗研究方面正发挥着中国特有的影响力。

　　无论是抗击非典、攻克禽流感还是迎战艾滋病，我国科研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在这些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不过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重大疾病防控取得成就的缩影。如今，我们自豪地发现，我国人均期望寿命达73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5.3％，孕产妇死亡率降为36.6/10万。在我国人群健康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的背后，是覆盖8.15亿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是可预防15种传染病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推行，是为遏制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的流行，政府不断加强的经费投入力度。从1978年卫生部在1955年《传染病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我国逐步恢复和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开始，共和国30年的防病历程不断书写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显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