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初春下了一场瑞雪之后，天气就一天天转暖，在人们的心目中，1978年的春天风沙也比往年少。但是，天气仍是乍暖还寒。
　　“四人帮”垮台后，人们强烈地感到中国有两种思想、两种路线在进行着曲折、复杂和尖锐的较量。“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占统治地位的极“左”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仍然存在，有的人甚至变本加厉，露骨地提出所谓“两个凡是”的荒谬口号，企图压制一切要求变革的呼声。

　　另一方面，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讨回历史的公道，要求彻底清算和改变一二十年来把中国引向崩溃边缘的极“左”路线、方针、政策，要求端正航向，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

　　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着，激荡着，并势不可挡地生发开来。人们开始打破禁区，去思考一些过去不敢想的深层问题，积极寻求新的答案。

　　全国科学大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紧张地筹备着。

　　大会的文件起草组设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以中国科学院、原国家科委的几位了解情况又有文字功底的同志为主，还从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建设部、大庆油田等部门和单位抽调了一批中层骨干，共十几个人。

　　文件起草组由以方毅为首的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由中国科学院原秘书长童大林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则由吴明瑜、林自新、罗伟等人负责。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文件起草组对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作了数次修改，为的是准确把握科学技术的地位与作用，正确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全国人民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干劲。

　　方毅在一份给邓小平的请示报告中写到：遵照你的指示，对你的讲话稿，我们在几处文字上作了一些斟酌。我们改动之处，都用红色铅笔标出。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当天晚上，方毅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又提笔给邓小平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你的讲话，在全体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普遍感到思想上来了一个大解放。“余悸”打消了，可以放心大胆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大干一番了。会场上那种兴奋激动的情景，感人至深。大家迫切希望你的讲话能在一二日内公开发表。

　　我们对讲话稿做了两处补充。

　　一处是在第6页上，这是胡耀邦同志特别建议加上的意思。

　　另一处是在第7页。胡乔木同志在医院里，听到报道的消息中讲到今后还存在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他考虑了一天的时间，觉得这样的提法还可斟酌。因为现在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形象地说，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身上长的“毛”，不是外来的依附的问题……

　　与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稿相比，正式发表的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果然做了相应的修改。

　　实践证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1978年3月18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赋闲在上海的吕保维匆匆赶来，参加了这次大会。像其他许多与会的科学家一样，吕保维也在会场里四处寻找着故知好友，远的挥手致意，近的热情握手。

　　历尽浩劫的欣慰和彼此问候的情谊，都传递在人们泪光闪闪的凝视之中。

　　北京春寒未尽，可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春天，毕竟来了。

　　当听到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吕保维激动得浑身微微颤抖，他能掂量出这段话的分量。

　　邓小平在论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话锋一转，亲切地询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邓小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所有的人都在纵情鼓掌。吕保维大滴热泪落在了衣襟上，他多少年没有听到如此贴心的话语了。

　　吕保维刻骨铭心地记得，一次与张春桥、王洪文的“遭遇战”，几乎使他陷入绝境。

　　那天上班时，吕保维觉得气氛与往日有所不同：办公室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门内外还有一些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人在走动。吕保维对这些细微变化没有太在意，在办公室，他隐约听到有人说“可能有首长要来”，他还是没往心里去。

　　大约10点多钟，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两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人物，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的陪同下，来视察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

　　很多人拥在窗口看热闹，还有一些人经过安排，站在大门内外“欢迎首长”的到来。

　　吕保维坐在办公桌边无奈地摇摇头，然后摊开了演算稿纸。哪知不到半个小时，张春桥和王洪文居然走进了吕保维的办公室。几位同事出于礼貌站了起来，而吕保维却依然故我，只是抬头望了一眼。

　　敏感的王洪文立刻注意到吕保维的冷淡表情。

　　过了一些天，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王洪文再次视察了这个科研机构，吕保维还是没理他。

　　几天后，气氛骤然紧张，有传言说“要整人了！”

　　后来才知道，王洪文回去之后，马上布置了对吕保维的审查，“反革命”的大帽子已经拿在手中，只等着扣到吕保维头上了。可是通过内查外调，王洪文没有获得任何可用的“材料”，只得悻悻作罢。

　　此后，得不到重用，无法施展才能，这让吕保维度日如年……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是一面呼唤新时代曙光的旗帜。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

　　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邓小平话音刚落，一片排山倒海似的掌声，顷刻便回荡在春天的人民大会堂里。

　　吕保维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畅快淋漓，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朗。

　　邓小平以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魄，将凝聚在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头的乌云扫荡殆尽，拭目四望，碧空如洗，万木争荣。

　　吕保维的人生经历，恰是那一代人苦苦求索的缩影。

　　在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场上，吕保维看到了许多劫后余生的老朋友熟悉的身影：王大珩、马大猷、王淦昌、叶笃正、贝时璋、朱光亚、任新民、严东生、严济慈、苏步青、杨石先、杨钟健、吴仲华、吴吉昌、吴征镒、沈鸿、张维、张文佑、张文裕、张光斗、张钰哲、陆孝彭、陈景润、茅以升、林巧稚、金善宝、姜圣阶、钱三强、钱学森、高士其、唐敖庆、黄昆、黄秉维、黄汲青、黄家驷、梁守、彭士禄、童第周……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坐在轮椅上出席了开幕式，病情的恶化没能使他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他以书面发言向科学家们敞开了心扉，将他一生所悟到的真理告诉大家：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

　　他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即将来临热烈欢呼，他殷切期待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来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多少科学家在身受迫害的时候都没有流下过一滴泪，然而，在这位生命即将燃尽的老科学家热情澎湃的呼唤中，他们个个热泪盈眶，春雷般的掌声久久地回旋在人民大会堂的上空。

　　1978年初夏，吕保维当年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林为干院士来北京。见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原所长顾德欢时，顾德欢说，中央要安排一些科学家担任在京的研究所所长，电子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不少人都想试试，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已鼎力推荐了吕保维。

　　吴有训的推荐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当年，吕保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清华大学的佼佼者，他的物理课总是满分，而且这种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他考上庚款留美。向来对学生要求近乎苛刻的吴有训，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天后，林为干到上海专程拜访了吕保维。

　　对于中国科学院选定自己担任电子学研究所所长一事，吕保维还一点儿也不知道。

　　对吕保维来说，在上海的十多年“文化大革命”岁月不堪回首。一个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处在创造力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的年华，他的聪明才智被无情闲置，他的人格被无端贬低，这无异于对他生命的扼杀。

　　现在，科学的春天来了，吕保维仿佛一天之内就唤回了青春，他走路变得轻快了，目光炯炯有神，那种喜悦的心情似乎只有“漫卷诗书喜欲狂”才能形容。他从心底预感到，自己就要站到用才学报效祖国的新起点了。

　　1978年，吕保维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担负起了电子学研究所的充实、调整和再创业的艰巨任务。

　　在较短的时间里，他主持确定了电子学研究所的4个主要学科方向：信息与电路系统、电子器件、电子物理与材料、电磁场理论与应用；调整了科研机构，重建了信息处理和应用、电路和系统、电磁波理论和应用等研究室。初步重新建成了一个能适应国际上电子科学发展步伐的、能为国家对信息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服务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为今后电子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80年，吕保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今天，距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已过去了26年。它在经历过严酷岁月的这一代科学家心目中，永远是科学春天的起点，永远是回味不尽的幸福时刻。

　　邓小平吹响的向科学进军的嘹亮号角，至今仍激荡在几代科技工作者心头。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