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风云际会，鱼龙混杂。中共“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3人，给上海滩留下了无数传奇。

　　四杰中的另一杰鲍君甫，熟悉掌故的人，知道他叫“杨登瀛”，也是在“中统”的心脏中潜伏多年的地下工作者。

　　进入中统的中共特工

　　鲍君甫，广东珠海前山人，1893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随后，鲍君甫改名杨登瀛，并以此名在国民党中闻名。

　　“四•一二”以后，陈立夫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之前身。鲍君甫被任命为“上海特派员”，成为国民党特工系统的高级干部。

　　在这前后，鲍君甫与中共地下党员陈养山结为至交，通过陈的介绍，周恩来派陈赓与鲍君甫接头。鲍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成为中共“特科”二科的一员，仍称本名鲍君甫。稍后，钱壮飞通过报考无线电训练班进入“中统”，逐步赢得徐恩曾的信任，成为其机要秘书。

　　为了鲍君甫开展工作，地下党特地为他购置了轿车，派在苏联培训过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其护卫，并派安娥任他的秘书。

　　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安排下，我党经常送给鲍君甫一些经过挑选的“情报”，中共的《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和传单也经常被鲍君甫“查搜”到，由于“成绩突出”，鲍君甫在“中统”内部益受重视，经费可以自由支取，还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及其它情、特机关建立了密切联系。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巡捕房负责人兰普逊借重鲍君甫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对鲍君甫十分信任，鲍君甫也由此对公共租界方面了如指掌。那时，日本人以虹口为据点，大肆扩张其在上海的势力，对英美利益形成了威胁，兰普逊知道鲍君甫是日本通，很多事请其出面折冲。鲍君甫通过不断伸展自己的情报触角，很快就成为了上海滩上出名的“摆得平”的能人。

　　卧底上海滩屡建奇功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接获叛徒戴冰石密告:有中共地下机关在某处活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鲍君甫前去，将其中7人抓获。鲍君甫强忍痛苦通知“特科”，使党得以铲除叛徒。又有一次，叛徒顾某正洽谈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情报为鲍君甫介绍、埋伏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员宋再生得知，顾某即被清除。

　　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鲍得知后，先用两根金条稳住叛徒，随后通知中央将其惩办。当年8月，由于叛徒白鑫出卖同志，导致彭湃等著名共产党人被捕。鲍查知后，仔细地探悉了白鑫的行踪，得知他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乃借送行之名确认其出行时间，使“特科”在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之前将其击毙。当时鲍君甫还准备安排“特科”劫狱营救彭湃同志，可惜功败垂成。这年11月，任弼时被捕，鲍君甫向巡捕房称，任弼时是其手下，属于误捕，后将其释放。

　　1930年，叛徒黄弟洪从苏联回国，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他竟致函蒋介石，意图“归顺”，并企图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鲍及时通知中央，黄即被清除。这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鲍前往会晤，鲍随即报告陈赓，陈赓派刘鼎以杨登瀛所请专家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后，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绝密文件。因巡捕不识中文，鲍君甫乘机请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将其中秘密文件替换送出。几个月后，鲍君甫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关出狱后进入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他熟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最高机密，当然也知道包括鲍君甫在内的几乎所有埋伏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顾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来后，首先由钱壮飞译出，周恩来等领导人得以从容脱身，而鲍君甫随即被捕，在狱中他还见到了同时被捕的陈赓。

　　在张道藩的斡旋下，1932年鲍被释放。1934年国民党令鲍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鲍君甫再也不复当年的八面风雨。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经生活非常困顿，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鲍君甫的最后时光

　　与安娥有渊源关系的“维一”先生在2003年透露，鲍君甫一家在上世纪50年代后，与安娥有过通信，这些信件让我们得以大致地描绘出鲍的际遇。

　　1951年，应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的要求，陈赓将军曾为鲍出过证明:“据我所知，鲍确系一九二七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陈赓当时确实无法得知鲍君甫的实情，但一直牵挂着他。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1956年3月，南京军区派人送鲍去北京，鲍在北京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

　　北京之行后，鲍君甫与安娥有了通信。其中4月22日的信中写道:“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无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为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等人的关照，鲍君甫有了一定的收入，但生活仍感窘迫，1956年12月，鲍君甫曾向安娥求助冬衣。但安娥突发脑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给鲍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陆续给鲍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别给鲍君甫的小女寄去自行车一辆，深情厚谊，于此可见。鲍家与安娥直到1963年上半年还在时断时续地通信，相信这对鲍君甫是莫大的安慰。但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汉受到严厉批判，此后两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中，有人想通过鲍君甫整陈赓等人的“黑材料”，鲍君甫不予“配合”。1969年，鲍君甫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