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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创新理论
       本文不对“创新”进行研究,姑且引用“百度·百科”对创新的描述。
       创新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创新就是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资源创造新事物的一种手段。
       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可追溯到191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他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打破旧的均衡而又实现新的均衡主要来自内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正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熊彼特在由创新波动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交替出现的纯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浪潮的概念,即创新浪潮的后续反应,其特点是需求、物价和投资膨胀,投机行为急剧增加,并导致失误和过度投资。由此说明了纯模式和资本主义实际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模式(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认为,由于经济领域中存在多种创新活动,而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各不相同,从而出现多种周期。
       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基本观点中,最基础的一点即创新是在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创新和发展并非是从外部强加而来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这实际上强调了创新中应用的本源驱动和核心地位。然而,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技术创新在创新活动的地位日益重要。但随着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其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知识依赖性。创新由易变难,逐渐成为高知识积累群体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也无形中造成了创新与应用间壁垒的形成。
       创新在研究领域产生,随后在经过一个时间过程后在应用领域得到接受和采纳,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更熟悉的创新扩散模式。在创新扩散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杰斯的研究工作,他所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罗杰斯认为创新扩散受创新本身特性、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创新采纳率和扩散网络形成的诸多因素。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科学界进一步反思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关注价值实现、关注用户参与的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也成为新世纪对创新重新认识的探索和实践。

       二、硅谷的演变
       所在团队曾获普利兹奖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约翰·马尔科夫关注未来科技的发展,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在什么时间点上,本世纪第一个创新会在硅谷外发生?最近的一次世界性的创新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它重新定义了计算图景。那是2007年,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约翰·马尔科夫曾以为创新会发生在欧洲。在那时,所有有趣的移动应用都首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美国,而iPhone的出现使得创新又重回硅谷。
       硅谷这个称谓第一次出现在1971年《电子新闻》1月刊的一篇文章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然而,此时的硅谷已非彼时的硅谷。就硅谷的地理位置而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迁移。近年来,Richard Florida做了一项非常吸引人的分析,他将所有现存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地理位置整理了出来。从前,硅谷的中心在圣塔克拉拉市,但是按照现在的投资情况分析,它已经往北迁移了50英里,来到旧金山的波特雷罗山脚下。如果你住在旧金山的话,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曾一度作为硅谷象征的制造业,除了具备硅谷特性的奥斯丁及北卡的金三角科技园相继发展外,大部分已经搬去了亚洲的各个工厂。诞生于车库、有着硅谷之母、具有75年历史的HP也一分为二,成为两家相关的上市公司,要知道2015年11月1日《纽约时报》有一个标题可是这样的:Splitting Up a Tech Icon to Safe It。现在的硅谷,是做市场营销和设计的中心,它已经变成了与之前非常不同的硅谷。
       硅谷是否已经发展到了稳定期或者说到了技术发展的尽头?晶体管的价格不再下降,硅谷也不再充满伟大愿景。有志之士也在思考下一波颠覆式创新将在哪儿出现?
       但硅谷的形成与发展,硅谷的文化与沉淀,硅谷创新创业的那一股股热潮与辉煌,虽然早已定格在历史的节点上,但对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仍不乏有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三、硅谷的启示
       1.投资人可以不懂这个行业,只看其领军人才。William Shockley。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William Shockley博士在业界具有巨大的号召力,1954年他离开Bell Labs,后来前往加州创立公司。他相信晶体管能够取代真空管并获得广泛应用,一手募集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一手满天下招聘英才, Robert Noyce(Intel的共同创始人)当年接到Shockley的电话时,感觉就像接到了上帝的电话,是那么的激动,这足以说明领军人物的聚才力与影响力。正是这种影响力,聚集了一批精英于门下,由学者走向了商业。虽然创业没有成功,但他的工作却是奠定了硅谷的基础,先是确立使用硅材料,再敲定通过扩散方法制造晶体管。毫无疑问,这是伟大的先导、硅谷的开始。
       Robert Noyce。出于种种原因,在William Shockley手下做事的一些精英想着自己出来做事,这其中有7人外加两位金融界人士,但仍可谓是群龙无首呀,经过动员与怂恿,把本来意愿不是很强烈的Robert Noyce拉了进来,并当然拥为领头人,就这样,一美元纸票上的签名就让他们(姑且叫他们八君子)私定终身,独立出来。这时的他们,年龄最大的也才32岁,其他人都在30岁以下,可谓都是毛头小伙。后又几经周折得到Sherman Fairchild的资金支持,在其门下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事业干得风生水起,一度成为Fairchild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Robert Noyce在此旗下一路高歌,在业界享有盛名,在内部晋升到了Fairchild集团副总。但后来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当然了,他的离开既是不得已,更是为了一展抱负(或说不甘心),因为他具有业内的技术积累、人气资源及对全局的把握能力。也正是因为此,当他会同Gordon Moore设立Intel公司时,无论是人才的主动集聚还是资金的望风投入,他的声望及影响力无不起了很大的作用。就连股神Warren Buffett也违背自己的投资原则——只把钱投向自己明白的行业,比如在赛马中不赌马而赌骑马的人,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投资Intel赚得盆满钵满。这成为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最好的脚注——投资人可以不懂这个行业,只看看领军人才是否值得投资。
       2.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创造需求,永远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在晶体管面世的时候,知道这种东西的人甚少,人们还正以拥有电子管收音机而自豪,而电动干衣机、冷冻食品、宝利来照相机也才刚刚面世,人们正在享受这些新东西带来的新感觉呢。Intel创始人Noyce看到有关晶体管的报道,也属偶然,因为这则消息被不经意地刊登在《纽约时报》第46版的一个广播新闻栏目的最底部,而且可以说是一带而过。但美国军方的研究人员则有独到的视角,他们认为使用这种东西将会大大地减少陆军士兵的负重。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使用晶体管的话,士兵就不必再背负沉重的以电子管为部件的对讲机用电池,估计可以减少40%的电池重量。正是这一需求,军方向Bell Labs下了订单。这里,谁都知道位于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
       再有一个例子是,一家名为Busicom日本公司最初制作一个计算器使用6个芯片,每个芯片约有600—1000个晶体管。后来该公司计划设计一种更为复杂的计算器,每个使用一打专用芯片,每个芯片约含3000—5000个晶体管,并拟派出一个技术人员小组前往美国,在Intel的帮助下联合设计并制造,该公司支付Intel公司10万美元,同时该公司商定向Intel订制至少6万件,单价为50美元。这件事在Intel上上下下都没有当回事,只不过Intel刚刚起步,谁都不愿意放弃每一个挣钱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人就是Ted Hoff。Hoff越是深入进去,越是觉得技术的复杂,越是觉得按照协议价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正是这个窘迫因素,让他去思考,越是深入思考,他越是强烈地意识到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按日方的技术要求,需要的大量逻辑芯片只是控制数据而不是储存它:一个只做一件事,如:一个负责运算、另一个控制打印、再一个只管显示,等等。Hoff就想,与其使用专用逻辑芯片,还不如Intel自己设计一种单一的、多用途逻辑芯片,类似于事先设定程序的早期计算机,把它当作计算器来使,其秘密是对芯片使用简化指令集,这就是后来被叫作微处理器的东西。
       话说后来,Intel领导人与日本Busicom公司领导人通电话,告知日方,如果按日方的要求,估计成本是每件约300美元,这也意味着与当初约价相去甚远,要么没法进行下去,要么按Intel负责人的建议。何不试试Intel的设计?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日方是答应了。1969年10月,Busicom公司高层赴Intel, 甄选合适的芯片设计,也就是Intel的或是日本派出人员设计的芯片,结果是这样的,Intel的设计需要4块芯片,最复杂的芯片用到1900个晶体管,费用每套约155美元;日方人员的设计,成本将是美方的两倍,需要12至15块芯片,每块芯片含约2000个晶体管。这一比较就一目了然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日方最后选定了美方的设计。
       这里还要提及的一件事是,当Hoff就自己的构想与日本赴Intel设计人员沟通时,几乎被日方人员全盘否定:首先日方人员表示从细节上也看不出什么好来,并指出Hoff的构想一没有系统观念、二没有运算操作、三没有键盘操作介面、四不是实时操控,等等。不知这里是不是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毫无疑问,日本人以严谨、按章办事闻名,当这种文化体现在只做简单重复的事情时,能体现出它的绝对优势,但当探索或创新时,是不是反而成了捆绑手脚的绳索呢?这值得思考。
       然而,正是这其中诞生的微处理器,开启了Intel新的篇章。
       3.一份事业的成功,一定是绝妙的组合。苹果的成功是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和技术狂人沃兹尼亚克(苹果联合创始人)的完美结合,要知道,沃兹尼亚克在最初制作个人电脑的时候,只是想向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朋友炫耀。是乔布斯说,“嘿,这玩意儿有市场”。通常却很少会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这两种品质的结合:可能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看到,一个是对技术充满激情的,一个是有着商业触觉而认识到市场的。早些时候,你可以看到Hewlett和Packard(惠普的两个创始人),他们是两个技术工一起变为商业家的。如今在硅谷,你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对技术充满激情的人或者一个小组,和一个有着商业专业知识的搭档结合。这样才能办一家成功的公司。
       I n t e l 公司的成功, 看到的是这三个人的绝妙组合: M r . O u t s i d e ( R o b e r t N o y c e ) 、M r . I n s i d e ( G o r d e n M o o r e ) 、Mr.Implementation(Andy Grove)。Noyce负责外部,认为(市场)信息要广,同时认为技术要精,对技术人员不断地push,自己扮演了全部角色;而负责执行的Grove通过严谨的运作,使这一切变为现实;而Moore充当了这中间的桥梁,使内外不至于脱节。这三人堪称Intel高层的完美组合,这也是Intel成功的重要因素。
       4.创新创业环境十分重要并能助力。硅谷的出现与发展,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机制,更是一辈一辈人积累的结果。后来者在前人创新及技术积累的基础上萌生与发展,同时享有了或者说借力于硅谷之中的供应商、风险资本商、设备仪器供应商、律师及公关公司、外包商以及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来的客户,离开了他们,就不会有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家。新公司的产生形似裂变,在早期13家创始公司中有8家人员来自仙童半导体公司。到1983年,在Santa Clara County就有3000多家咨询公司,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一些新技术公司得以创业、得以发展、得以壮大。众多芯片设计商、玻璃制品商、超净房屋主、冲裁商等分布于硅谷之中,他们共同构成硅谷生产链,成为硅谷特有的企业家扎堆现象。
       成功人士资金再注入促成创业公司的成功,成功的公司又使投资人获益,这种良性循环不断使这个有机体壮大。Noyce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运用自己先赚来的第一桶金,以天使基金的形式支持了一批创业者,充当了他们的信心后盾。周边的教育机构也不断向这里输送人才,使这里人才市场的人才充盈得以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一些知名大学如斯坦福、伯克利等更是解放思想、根据市场需求定制教育,满足硅谷群体需要。市政、房产、开发商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企业提供合用的房屋场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Intel的Andy Grove形象地描述硅谷:硅谷是一台商业机器,就像Intel生产芯片一样,硅谷生产公司。
       然而,硅谷的核心是企业家。就像Intel的Noyce所说,环顾硅谷,煮酒论英雄,还当数硅谷的企业家;不是律师,也不是投资商,是那些投入硅谷、创新创业的年轻人。没有企业家的持续成功,硅谷就不成其为硅谷。而硅谷年轻人的信念却是:他们都能成功,为什么我不能?!
       5.商业模式之激励。Shockley率先成立公司时,主导的原则一是荣誉,也就是一批年轻人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手下工作,那是多么荣耀;原则二是好的待遇,这里的待遇是指可观的工资收入。历史的延续与继承,再加上学者下海经商,这种理念应属情理之中。当一批有志青年投身到Fairchild门下,就等于给了在这里创始的年轻人以股权激励,但恐怕只能说是象征性,因为毕竟资金为王,大投资方还是Fairchild集团;纵然Fairchild 半导体公司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集团的创利大户,可在利益分享方面并无改进,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员工的不平,付出与收入不匹配直至差距甚大时,必然的结果就是这些骨干纷纷离职,另谋高就。当然了,这与该集团老板Sherman Fairchild的理念不无相干,他认为股票期权是产生社会主义的温床,由于受传统教育,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在实际操作中,更是让人愤愤不平:他拥有的股票比其他创始人要多出100倍,上行下效,他旗下集团的CEO John Carter拥有的股票几乎是创利大户Fairchild 半导体公司技术骨干八君子拥有的股票之和。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Noyce在与Moore携手创立Intel后,深知股权激励的重要,在模式设计中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力求形成和谐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员工各有所得,让功劳大的多得。正是这种为员工着想的思维方式还引发了一场金融界股票交易的改革与创新。早期员工拥有的股票并不能如现在这样即期买卖,要通过一道程序,包括先交保证金(佣金),公司还得背书,这套程序下来几天就过去了。无风的日子倒也没什么,却偏偏赶上股票大跌的关口,一员工计划中的购屋计划因此而泡汤。为了克服这种弊端,经过Noyce与金融界的协商沟通,达成了简化手续即期交易的目标,很快这成了风行全美的通行做法。
       6 .大学应该成为技术型学者群体的中心。提到大学,提到园区,不得不提Frederick Terman,20世纪50年代他只不过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工程学院的教授(后来成为学院院长,再后来成为大学教务长),他希望大学能成为技术型学者群体的中心,促成学术与工程联合共同攻克尖端技术。Terman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技术类公司应该支持斯坦福大学的前沿研究,而反过来受惠于源源不断的优秀毕业生的加入,也受惠于相同技术方向的教授的指点咨询,形成一个有机体。他针对西部就业机会明显少于已经发达的东部的现实,鼓励学生创业,鼓励技术公司员工业余进修并获得更高的学位、在校园兴办科技园区吸引资金、提供支持,吸引早年创业的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Shockley的公司落户应该算是其得意之作,等等。他的一系列举动,促进硅谷形成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性地位。大学的作用,融合了服务与引领,促成了变革与发展。

       四、国家的作用
       1. 加拿大。现在有谁知道加拿大也涉足过半导体产业?然而,早年,Intel公司确实向加拿大转让过技术,在1103存储芯片尚不成熟时,加拿大的MIL(Microsystems International Limited)即表示希望代工。高峰时期,Intel公司曾有一半的人赴渥太华帮助工作。但后来MIL跟不上快速发展的技术更新,便无声无息了。在这个过程之中,没有任何政府的信息,也可以说,政府并未介入这个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2. 日本。日本则不同,应该说日本政府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推动力。50—60年代,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专注两大出口领域,一是汽车、二是钢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得日本企业可以与欧美同行一较高下。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运用同样的思路与政策支持消费电子与半导体行业,而且同样取得耀眼的成效。日本政府主导,企业六巨头日本电气、富士通等联合,目标直指发展高科技产业。政府管住进口、放松本国企业垄断监管、鼓励人才政策、银行提供不可思议的优惠,再加上企业一条龙的新产品线(芯片→计算机、VCRs)等电子类设备、仪器、产品。日本高科技术产品一路高歌,半导体产品销往美国并被认定为是倾销。而此时的美国公司已是损失惨重:据1982年的数据,AMD的纯收入下降三分之二、国家半导体公司的年利润从前一年的5200万美元下降到亏损1100万美元、Intel公司临时解雇2000名员工,美国半导体产业一片哀鸿。到1985年,一度不可能的事出现了:日本半导体器件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美国;1984年至1986年,美国半导体产业收入损失近20亿美元、近27000人失业,仅硅谷电子行业就失去13%的工作职位。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负责人当时曾感叹:看来在日本竞争下,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几近停业出局,被日本企业踩在脚下。
       3. 美国。政府则没有体现出这种优势。从这个行业早期发展出台提高资本利得税率抑制产业发展到后来为抵制日本企业进攻而不得不降低资本利得税率,而政府行为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反倾销(启动301条款)、逼迫日本开放其国内市场及弱化美元等,这一切还经过了业界困苦的游说;当然,军方的政府采购(以国家安全为由)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当然了,在此过程中,说到政府的作用,不得不提到里根政府针对这种形势而选择的相关对策:成立政府—产业联合委员会,专题研究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角色与作用;成立工业竞争委员会,下设相关工业政策研究小组,其中就有一个专注于高技术发展相关事务。恐怕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人物达成了共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发展代表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要摒弃传统重工业及依赖便宜能源的思维,特别是应对第三世界的觉醒及日益加俱的国际竞争,专注建设更具资源效率的信息技术和发明创造的后工业时代经济才是美国发展之路。

       五、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国际人才
       1. 人才的发现。会议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William Shockley博士在创业之初通过参加专业会议,评估潜在的候选人,缠着知名大学教授推荐优秀学生。他发现Noyce就是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Noyce的一次演示报告,并很快确定他就是要找的人之一。
       评价标准。Intel从建立开始就奉行一条原则,这就是员工不对外演讲,以免泄密而让对手获益,也不发表技术性论文,这一点上Intel就不像Fairchild,前者不必追求虚荣,因为他们有公司股票,后者却只有这条展示自己的本事。像学位、论文、专利等评价因子,是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主要评价依据,特别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鼓励创业之时,值得深思。
       全球范围同行推荐与同行评价。同行推荐是国外的通用做法,Yale大学医学院蔡教授就此有一番感慨:一个行业中,谁是领头人,谁是佼佼者,谁知道?同行知道!如果需要我们推荐,既是我们的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而且还关系着推荐人的信用,谁愿意做不实推荐而砸自己的信誉呢?全球引才谈何容易,有了同行推荐,还需要同行评价。评价恐怕不是评价专业水平高低,而是去向国内的位置谁更合适。什么时候建立起了同行数据库,什么时候有了同行评价体系,我们才可以说,实行了国际人才交流的国际化。
       2. 人才的培养。记得随国家外专局领导访问宾西法尼亚大学的Wharton商学院时,院方教授有感于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愿意帮助中国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讨论中问及创新型人才的素质或说判据如何界定、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具备哪些要素才能被认定为创新型人才?这确实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如果不知道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对人才需求的要点,如何培养?又如何在较短时间在出国培训中取得成效?
       3. 优势的展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吸引外资的是政策(企业)、劳动力与市场,现在我国开展创新创业,国家吸引创新创业人才的点在哪呢?恐怕是在早期模式上的升华:同样有政策(人才)、技术人才(不同于劳动力,就人才储备,201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749万,这是多么巨大的配套优势)、市场还是市场只是更具活力与潜力,外加一条不同早前的就是资金,这是创新创业必不可少的血液。创新创业吸引人才是否运用了这些优势呢?
       4. 环境的营造。美国只有一个硅谷,却让美国不断辉煌。一条生产线成为系统,产品就能源源不断地走出工厂。如果有厂房没机器、有机器无原料、有物无人等,恐怕都无从运转。环境的营造、系统(体制机制)的完善恐怕要先行。创业、技术激情与商业嗅觉的结合,有了适宜的环境,不愁苗不破土而出。
       5. 无国界人才之运用。人才无国界,舞台无极限,真正做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6. 国家行为。成功的例子必然对我们有启示,而我国在这方面具备绝对优势。无论是什么工程还是什么计划或是什么专项,相信联合就是力量。

       结语:展望中国,目前还不敢奢求在创建新行业方面有像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那样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想法出现,但有国家政策鼓励、技术人才大量储备,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战略,创新创业蔚然成风,相信中国一定大有作为。

(转载自:《专家工作通讯》2017年第7期)
(作者: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王海洋)

责任编辑:王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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