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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中国大陆在海外的移民(不含移民后代)人数约为408.6万人,到2000年,达到549.4万人,10年间增长了34.5%。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进入21世纪后,移民数量增长了。中国从1990年的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与二十三年前相比,中国海外移民变得更倾向于向较发达地区流动。1990年,中国在较发达地区的移民比例为53.39%,欠发达地区为46.61%;到2013年,较发达地区的移民比例上升到58.56%和41.44%。
       作为世界移民输出大国,中国国际移民的大量外流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海外移民的大量外流造成我国资金和人才流失严重,甚至有人担心我国当下正在蓬勃进行的“第三次移民潮”会“掏空”中国 。如上文所述,我国海外移民的主力是富人,虽然海外移民接受国一再提高投资移民的门槛,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挡这些富裕精英们的移民热情,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移民步伐。而且这些移民虽然身份在国外,但是产业在国内,更有利于他们将财产转移到国外。
       中国海外移民的大量外流,导致大量的人才流失和财富流失,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使得实体经济更为复杂。中国海外移民都是各行各业的中的佼佼者,是整个社会的主流精英,他们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中国迎来的第三次移民潮将会导致这些精英的流失,进而会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困境,而且他们的海外移民行为会形成“糖果效应”,造成他们的“集体出走”,这样造成的社会震动和影响是及其深远的,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大量的精英移民,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政治和经济未来存在担忧,或者说,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对他们而言,已经不适合。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阶段。

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教育水平

       “教育移民”的出现,与我国当前教育制度改革的滞后性是分不开的。在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关于我国教育改革提出的“取消高校行政编制”、“实现一年多考”、“教师轮岗”等教育改革措施,为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为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整体教育环境,改变家长、学生“用脚投票”的被动局面奠定了基础。推动教育改革,既能为我国教育培养大批能够顺应国际化需求、承担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优秀人才,也可解决目前我国新一轮教育移民为家庭、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各种负担和各种负面影响。
       一是加强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衔接,提升教育率,增强民众对中国教育的信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大学以前采取的是终身的教席制度,上任教授的去世才会为新的教授提供岗位,这造成了大量优秀的学者不能获得教授职称,从而使大量优秀的专家流向美国高校。中国现在的高校的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是按照教育管理者的意愿设置的,而不是从企业、劳动力市场和学生角度出发。我国每年有近700万的高校毕业生,然而许多大学生却一直处于待业状态,不能找到与学历水平相适合的工作。而与此同时,我国却需要高薪引进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这充分反映了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现象。改革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才能使人才结构更好地适应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做到人尽其才。建议大力引进企业管理者和核心研发人员进入高校课堂授课,从而使大学生的知识结构符合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另外,高校可以开设社区服务和企业实习等实践性课程,提高大学生的社交技能和劳动技能。减少高校毕业生失业率,增强大众对中国教育的信心。
       二是引进外资进入教育领域。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引入企业提高了企业效率、促进了国企改革。通过选择与国外有较高知名度以及在高等教育教育领域有经验的大学进行合作,积极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兴办国内空缺的新专业,加快相关学科建设速度,充分了解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教学管理经验、办学模式及机制,成熟的办学经验,同时,通过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合作,推动办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加大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的治理

       近年来,国内各种食品安全、空气污染不断冲击人们生存生活的安全底线,以至出现了许多人“不敢吃”、“不敢穿”、“不敢出门”、“不敢呼吸”。例如:2013年出现的上海“毒校服”事件、苏州炒瓜子含铝、广州大米镉超超标、江苏团伙用老鼠肉冒充羊肉销售、磺熏制枸杞系……这一系列事件增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担心和不安全感。2013年引起全球关注的雾霾,更加加剧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步伐。
       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治理,不仅对提高本国居民生活环境、保障居民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成为了留住人才、防止精英人才和富裕群体大量涌出国门定居他国的的重要举措。目前国家也正在推动《大气法》的制定出台,期待能从法制的层面,推动城市空气质量的监测和对空气污染源的综合治理。关于食品安全,2009年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希望能够严格依法行事,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尤其是对转基因相关食品安全的评估,提升准入门槛;同时,需要提升食品安全标准,加大对不法行为的惩罚,提高国民生活的安全系数。

加强移民中介市场监督管理,降低投资移民风险

       投资移民人数增多的背后,移民失败案例逐步增多,投资移民风险将逐步显露。投资移民一般通过中介机构进行,在投资者难以不了解国外投资移民政策的情况下,存在中介机构向投资者提供虚假信息、伪造虚假材料等欺诈违法手段,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资金损失。2012年著名的“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心”移民诈骗案便是移民欺诈的典型案件。美国商人安什?塞思(Anshoo R. Sethi)创建了芝加哥会议中心(ACCC)与芝加哥洲际区域中心信托(IRCTC)两家公司后,欺骗中国投资者称他们已经得到所有必要的建设许可,具有投资移民项目资质,并且向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提交了伪造的文件。赛思向250多位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卖出1.45亿美元股份并收取了1100万美元的手续费。据媒体报道,“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心”案是美国投资移民历史上涉案人数最多、金额最大的一起诈骗案。根据《新财富》调查数据,被调查者身边发生的投资移民案例,有61.54%的失败案例属于“既没有获得绿卡,也没有收回投资本金”的“双杀案例”。要避免投资移民风险,首先要求投资人本身做好移民法律法规的初步了解,并选择正规合法中介;同时,政府应加强对中介市场的监管,严厉查处非法中介机构和非法违规的中介行为,保障消费者的资金安全。

积极推进改革,提振精英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信心

       从近年来的移民群体的构成来看,我国海外移民主要群体主要是社会各界精英,这部分人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迫切希望有一个较为宽松经济、政治社会氛围。目前我国治理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都还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而这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也在正是这部分社会群体移民海外的重要动因。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国有企业一家独大,民营企业发展缓慢且困难重重,一些民营企业家手握大量的资金,却认为中国的市场环境不够自由,政府的行政管制过多,对中国的行政改革没有明朗的预期,这些悲观想法使他们萌生移民的念头。为了“拉住”这部分群体不致外流,从根本就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这部分富裕起来的群体得到更多的政治参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能够在一个同等的环境下真正做到公平竞争,逐步改变民营经济经营困难的状况;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使社会各界真正体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每个社会群体都得到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强司法体制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让民众在个案中感受公平正义”。使潜在的移民群体都能够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明确的社会预期。“拉住”这部分移民潜在的移民群体,使其不致外流,以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服务。

降低国际高端人才流入的门槛

       人才绿卡的年度限额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目前,一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都达到30万人次以上。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还会有更大量外国公司、外国人才来到中国发展。同时,我国目前还有着年增速超过30万、总数超过200万的留学人员,超过800万的新华侨华人,近5000万的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大量的外国国际人才来华,随着我国人才竞争战略的实施,未来10年申请中国绿卡、入籍中国的诉求将是巨大的。很显然,目前每年批准的绿卡的数额可以大幅增加,可以实行配额制,不同时期可以调整。建议我国每年人才绿卡不应限定数额,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在设定年度上限总额的基础下,总额应在移民国家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之间,大约为5万到10万。
       在人才签证方面,建议在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出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侨办审批的规定,不把海外华侨当作外国人看待,为5000万华侨回国提供便利,增进他们对故国的认同感。建议在目前没有双重国籍政策下,针对各项记录良好、原籍是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海外出生、符合高层次人才认证条件的华裔高端人才、进入中国工作与投资的外国高层次人才都简化签证审批手续。这样既节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推动人才环流。
       同时,应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提高大都市外国人才比重。留要提高外国留学生来华比例,一方面,需要完善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增大留学中国奖学金规模。另一方面,允许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华就业。中国缺乏向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可以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率先打开人才国内外流动的限制,让国外人才有机会落户和长期居留,提高城市国际人口的比重。

建立海外人才在华就业法规和规范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跃升,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根据英国汇丰银行对全球近100个国家的7000名移居者的调查研究,2013年,中国凭借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体验”排名第一,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移居地。 虽然此项调查结果存在争议,但至少说明有大量的外国人才存在来华工作和生活的需求。美国曾经依靠“美国梦”成为全球人才“磁铁”,在世界格局逐渐变化的今天,“中国梦”正悄然成为世界人才新的奋斗目标,中国正逐渐成为新的“逐梦之地”。
       当前,我国对于海外人才在国内的就业情况缺乏明确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法规。部分外籍劳工在国内企业的就业属于灰色地带,他们的正当的权益不能得到保证。由于不能及时的了解外籍员工就业现状,使得我国政府制定人才引进政策缺乏针对性。在来华留学生就业方面我国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从而使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就业没有简单便捷的法律途径。
       建立国际人才在国内的就业的规范机制,不但可以使得我国企业在使用海外人才使用方面有法可依,还可以提高我国对外国劳工就业市场的监管;而且可以提高我国吸引海外人才的成效,吸引更多高层次海外人才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完善和便捷的外国学历和职业资格证书认证程序,从而为国际专业人才引进过程中的人才鉴别和评价上提供一定的标准,也是吸引国际人才的重要方面。

加强对中国国际移民的相关研究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定期对本国外国人就业情况进行调研,并在人力资源市场发布。我国对在华外国人的调研相对落后,直到2010年,政府才首次对外国人口进行调查。这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国际人才需求的现状。建议我国参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政府的成功经验,定期对国内的人力资源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人才短缺现象进行新闻发布,进而为政府、企业和相关部门提供重要的参考。
       面对国际化的形势,我国也迫切需要对我国海外移民的原因、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意愿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研究,从而为我国更好地应对国际移民大进大出带来的系列影响提供参考,使得我国的人才政策更有针对性,更有实效性。

(转载自:《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
(本文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

责任编辑:王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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