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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1928年12月史沫特莱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她广泛结交朋友,宣传中国红色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初、中期,她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给予毛泽东以高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她还与朱德总司令频繁接触,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朱德平生。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37年7月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在外面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她。直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理解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对她说的那些话。于是她开始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
       史沫特莱并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来。她甚至为延安引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西方式的交谊舞。 延安使她兴奋,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名义上是起草一份给红十会的详细报告,但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
       在武汉的10个月,史沫特莱通过在前线的经历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1938年10月中旬,她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0年9月史沫特莱去香港养病。1941年5月回到美国,回国后,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称作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整理:王泱

责任编辑:王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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